张作霖(1875年3月19日-1928年6月4日),字雨亭,汉族,奉天省海城县小洼村人。此地后又改称大洼县东风镇叶家村张家甸屯,现改称大洼县驾掌寺乡马家房村西小洼屯。其实,这里现在只有一片房屋遗址,已经根本没有村落了。他喜欢别人叫他张大帅。辽宁海城人,自小出身贫苦农家。张作霖后成为北洋军奉系首领,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1928年6月4日发生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乘火车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死去。
张作霖是个很圆滑的人,日俄战争时期,他左右帮忙,又左右打击。弄得无论是沙俄还是日本,都不敢得罪他,当然,他也因此得罪了双方。日俄战争期间,他周旋于清廷、日本和俄国三者之间,应对自如。对于朝廷的“中立政策”他持阳奉阴违的态度,对于恶斗中的日俄双方则采取双管齐下、投机取巧和从中渔利的立场。经历了复杂环境磨炼的张作霖,练就了一身同时对付几个敌人的本领。
其实张作霖与孙中山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孙中山曾接受过张作霖的襄助,孙中山也曾派儿子孙科与汪精卫等要人赶到东北为张作霖祝寿。在北京,病中的孙中山还曾前往张作霖的住处拜会。作为回访,张作霖派张学良到中山先生下榻处探望,垂暮之际的中山先生的那番“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的无比英明的论断,就是那次在病榻上阐述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借郭松龄起兵反奉之际主动接近张作霖,提出可以出兵阻止郭军前进。张作霖宁肯逃亡也不依靠日本人,于是说:“如果郭军逼近省城,我打算赴旅顺或大连暂避,届时当请帮忙。”斋藤乘机将事先打好的五项要求拿出来,让张作霖签了字。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允许日本人在东三省和东蒙地区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享有自由居住与经商的权利,并将间岛地区的行政权移让日本人。
张作霖知道以后破口大骂:“日本人心肠黑,全是下圈设套骗人。”并对部下说:“绝对不能同意日本人提出的要求,免得东三省父老骂我是卖国贼。”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好了。”说完话,起身送客,不留情面,弄得吉田茂很难堪,只得辞职离开沈阳。日本人小看了张作霖。他们本以为这个没多少文化的土匪出身的军阀没有政治头脑,正好可以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眼见这个难缠的东北统治者成为大元帅后,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个中高手,一个决不低头的血性男人。这时的日本人只想着解脱眼前困境,他们早就已经为张作霖挖好了死亡的陷阱……
当年的那位鲍威尔先生作为西方在华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曾经采访过张作霖,当时张作霖就表示他的兴趣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张作霖常常不得奉命行事,但盖棺定论,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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